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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研究的三个问题

作者:陈开科 出处:《中国近代史》2019年08期 点击:816

   内容提要:在中俄贸易史上,俄国一直试图通过建构中俄条约体制,不断扩展中俄贸易的边界。19世纪中叶以后,俄商终于成功突破边境小镇恰克图一口通商的局限,深入中国内地产茶区——湘鄂赣地区直接经营茶叶贸易。1860年,俄商伊万诺夫(Иванов)等即到汉口地区考察商务;1863年,俄商伊万诺夫、奥库洛夫(Окулов)和托克马科夫(Токмаков)三人在湖北崇阳产茶区率先创立了俄国茶贸洋行和制茶厂,直接制茶销茶。俄国茶商在制茶销茶的过程中,亲履茶区,与中国官、民发生频繁的地方层面的法律交涉。俄商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实践了不平等条约体制所赋予的在华权益,中国政府亦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表达了对列强高压的有限抗争。就整体视野而言,俄商的经营活动无疑直接加速了湖北尤其是汉口地区的经济近代化历程。

  关键词:中俄条约体制;俄国茶商;汉口

  作者简介:陈开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5

  标题注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俄国际合作研究课题“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华中华东地区的中俄茶叶贸易”。

  基于自然条件,华中即湘鄂赣地区历史上就以产茶闻名。所以,当茶叶成为清代中俄贸易最重要的商品时,华中产茶区就成为俄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关注点。而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及其产茶区自然更是备受关注。历史上,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后,武汉慢慢成为中俄茶叶贸易最重要的转运港。这种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北洋时期才衰竭。近十数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绵延万里迁延三百年的中俄“茶叶之路”再现辉煌。经济发展的热度,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的热度。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欧亚经济合作计划的战略对接,中俄学界围绕复兴中俄万里茶路,开始热心研究中俄茶叶贸易史。但是,仔细审视这种研究热度,我们发现:由于史料挖掘方面的停滞不前,导致许多基础问题的研究缺乏深度和广度。下面,我们就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立足于中俄文史料的比较分析,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正于各位方家。

  一、中俄条约体制的建构与俄国茶商落户湖北

  自17世纪始,中俄即发生直接的通使通商关系,但由于清朝重视通使而忽略通商,导致通商一般都依附于通使的名义。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署前,俄国曾向中国派遣过三个官方使团和三支官方商队,官方商队亦打着官方使团的幌子,或与官方使团有密切关系。从俄国政府颁给他们的训令看,这些使团、商队均负有搜集中国商务情报和发展中俄贸易关系的类似使命。①然而,没有完善的条约体制的法律保护,中俄贸易不但不成规模,且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边境地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直接影响到中俄通使通商关系。历史地看,中俄贸易的广泛开展及其强盛发展态势的形成,尤其是俄商获得深入中国内地贸易经营权等均取决于中外、中俄近代条约体制的建构。但是,中外、中俄条约体制的建构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一步一步建构起来的。

  中外、中俄近代条约体制的建构始于1689年中俄《尼布楚界约》,其中第五条即规定:“自合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②但于何时在何处以何规模贸易,均未明确规定。即使如此,该条约仍然直接影响到中俄贸易的发展。首先,依据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在东段西线边境地区开始了合法的边界贸易,而且这种贸易以商队的形式一度深入到中国嫩江、齐齐哈尔等地③,惜规模不大。其次,依据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模糊规定,1693年以前,俄商利用“投递公文”的机会,名义上以公职人员为领队,三次组织商队至北京贸易,即1689年信使隆沙科夫(Лоншаков Г.И.)商队、1691的普洛特尼科夫(Плотников А.Л.)商队、1692 的莫洛多伊(Молодой С.)商队。④1693年,俄商至北京贸易始成“定例”。是年,伊杰斯(Э.И.Идес,1657-1708)使团及其附属商队到达北京。经交涉,康熙皇帝与俄使达成协议即“京师互市”“定例”:“俄罗斯国,准其隔三年来京贸易,一次不得过二百人。在路自备马驼盘费,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交易,至京时安置俄罗斯馆,不支廪给,限八十日起程还国,此在京互市著令之始也”。⑤正是基于这个“定例”,此后才有了俄国商队定期定额至北京贸易的“京师互市”。通过这个并非“条约”的“定例”,俄国商人获得了临时进入中国首都贸易的权利。

  1727年,中俄签署《恰克图界约》,“按照所议,准其两国通商”,确立了两类中俄贸易的法律基础。一是正式奠定了中俄“京师互市”贸易的法律基础,“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两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将前述康熙年间的“定例”法律化;二是确立了开展中俄边境贸易的法律基础,“除两国通商外,另允许两国交界地区零星商人在色楞格的恰克图、尼布楚地区的某地,选择指定的妥当地方酌量建造房屋、墙垣、栅子等贸易。所有商人均循指定正道行走,倘若绕道或迷路,或往他处贸易,则将其货物没收入官”。⑥上述条文中的“恰克图”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中俄边境贸易镇,镇中路北部分称“恰克图”,为俄国商人居住;路南部分称“买卖城”,为中国商人居住。至于“尼布楚地区的某地”,后来被确定为额尔古纳河左岸的祖鲁海图(Цурухайту),隔岸对应则为库克多博(Куку-добо)⑦,即今之四卡。⑧后来因为交通及地理环境等原因,祖鲁海图(库克多博)并未发展成中俄边境贸易镇。很明显,该条约将中俄中段、东段西部边境地区也纳入到了中俄商务边界的范围。

  1762年后,国家商队贸易被废止,京师互市遂停,中俄专注发展边境贸易——恰克图贸易。自此,“彼以皮来,我以茶往”,至19世纪上半叶,恰克图贸易达于极盛,不但带动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带动了中国特别是产茶区茶叶贸易经济的发展,由此兴起的“晋商”闻名中外。但是,俄国仍然不满足,一直想进一步扩展中俄商务边界。大约在19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俄国政府围绕扩展中俄商务边界,在稳定恰克图边境贸易的基础上,瞄准了两个新的发展方向。1.国务大臣布卢多夫(Д.Н.Блудов)、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天文台台长斯卡奇科夫(К.А.Скачков)等主张经中亚地区发展中俄边境贸易。具体而言,指将中俄商务边界扩展至中国西部边境伊犁、塔城等地。2.著名国务活动家普提雅廷(Е.В.Путятин)主张大力发展中俄海路贸易,试图将中俄商务边界扩展至中国南方海埠。⑨

  为此,俄国政府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消除因恰克图垄断贸易所带来的一切损失;二是促使俄国商人深入中国内地直接经营中俄贸易;三是将中俄贸易扩展至整个中俄边境地区;四是条件许可,即发展中俄海路贸易。⑩

  综合而言,当时俄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可以归纳为“三步曲”。

  第一步,打破恰克图一口边境贸易的格局,将中俄商务边界扩展至整个中俄边境地区。1851年8月,在俄国主导下,中俄签署《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该条约标志着中俄之间开始建构不平等条约体制(11):俄国单方面攫取了在华领事裁判权(12);规定在伊犁和塔城两地开辟通商点,由俄国商人自行建造“贸易亭”,打破了中俄恰克图一口边境贸易格局。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屡战屡败。俄国趁火打劫,逼迫中国与之签署了系列不平等条约,俄国终于得偿所愿,顺利将中俄商务边界扩展至全中国。1858年5月签署的中俄《瑷珲条约》第二条规定:“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贸易”。1859年4月,黑龙江将军奕山与穆拉维约夫据此又签署了《黑龙江通商条规》十四条,中国被迫向俄国全面开放了黑龙江流域的中俄贸易。

  第二步,开辟海路贸易。1805年,在沙俄政府的授意下,由克鲁逊什特恩和里相斯基率领的两艘海船“希望号”“涅瓦号”打着俄美公司旗号,突然光临广州,要求与英、美等国一样有权在广州进行海路贸易。不过,由于清政府的坚决抵制,俄国的这个愿望当时未能实现。(13)直到19世纪中叶中俄不平等条约体制已具规模后,俄国才如愿以偿开辟中俄海路贸易。中俄海路贸易略分三道:东路由汉口等地出发,经上海、天津到俄属滨海边疆区;中路由汉口经上海、天津、通州、张家口、恰克图至俄罗斯腹地,属于水陆联运;南路则由汉口经上海、福州、南海、印度洋、苏伊士运河至黑海。(14)由于缺乏强大的航海能力,中俄海路贸易的南路实际上运输量很小(15),运输量最大的还是水陆联运的中路。

  第三步,彻底打破边境贸易的局限,俄国商人合法深入中国内地贸易。

  1858年6月签署的中俄《天津条约》第三条规定:“除两国旱路于从前所定边疆通商外,今议准由海路之上海、宁波、福州府、厦门、广州府、台湾、琼州府等七处海口通商”。1860年中俄《北京续增和约》第四、五、六、七、八条均与中俄通商密切相关,除了进一步扩大边境贸易和开埠贸易规模外,还允许俄国商人自由到中国内地贸易。如其第五条就规定:“俄国商人,除留在恰克图贸易外,其由恰克图照旧到京,经过之库伦、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行销”。同时规定,俄国商人可以随便去通商处所贸易,官员不得阻拦;俄国商人可以随意租地买卖,零售批发,付账赊欠,均听自由。

  1862年3月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署。该章程第二款规定:俄商可以至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盟自由贸易;其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各款均规定,俄国商人可以由陆路自恰克图至天津,于沿途张家口、东坝、通州、天津等处自由贸易。

  另外,根据中俄《天津条约》第三条的规定“若别国增添口岸,俄国有权共享”。(16)这种片面最惠国待遇使中俄贸易立足于更为广泛的中外条约体制背景。俄商能够于19世纪六十年代初进入华中汉口产茶区经营茶叶贸易,依仗的就有中英条约体制中的某些通商条例,如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规定,“汉口”作为商埠向英国开放通商;1861年的中英《长江各口通商章程》则详细规定了中英长江各口的通商细则。(17)按照“片面最惠国待遇”,俄国亦享有在长江各口包括汉口通商的权益。

  总之,经过差不多两百年几代人的努力,在俄国的主导下,中俄通过建构近代条约体制尤其是不平等条约体制,并搭上整个中外条约体制的顺风车,将中俄商务边界由边境一口通商扩展至整个中俄边境乃至中国内地全境。这是晚清时期俄商到达汉口直接经营中俄茶叶贸易的历史背景。

  二、1863年俄商在汉口地区开设首家俄国洋行的问题

  如前所述,大约在19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体制尤其是中俄不平等条约体制的建构,俄国茶商开始进入湖北汉口地区。那么,究竟是哪位俄商何时率先在汉口地区组建了哪个俄国洋行?这是中俄茶叶贸易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此前,中俄学界对此基本上没什么异议,大家均认可:1863年,俄国茶商李维诺夫(Литвинов Семен Васильевич)在汉口产茶区设立顺丰洋行和茶厂(С.В.Литвинов и К°)(S.W.Litvlnoff & Co.),1874年迁至汉口市区。最早持这种观点的中国学者是孙毓棠(18),并一直为其他中国学者所遵循(19);最早持这种观点的俄国学者为斯拉德科夫斯基(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20),圣彼得堡大学的中俄关系史专家萨姆伊诺夫(Самойлов Н.А.)在2013年前亦持这种观点。(21)不过,也有俄国学者较为谨慎,如库尔朵(Курто О.)就只说:“1873年,С.В.李维诺夫在汉口市开设了砖茶工厂”。(22)很显然,库尔朵讲的是洋行迁址时间,而非首创时间,没有涉及“1863”这个年代及其故事。

  那么,上述中俄学者的传统看法源于何处?斯拉德科夫斯基没有指明资料的来源,但孙毓棠是做了注释的:《海关贸易报告册》(1865、1869、1871-1872、1876年)和魏尔特(Arnold Wright)所著《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及其它中国商埠印象记》。(23)但孙毓棠注释涵括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俄商李维诺夫于1863年在汉口地区首创顺丰洋行(茶厂);二是俄商的茶厂生产成本低且质量好。经过鉴别,注释中魏尔特的著作注解的是第一点内容(24),而《海关贸易报告册》注解的是第二点内容。(25)也就是说:孙毓棠所断言的有关李维诺夫1863年建立了汉口地区最早的俄国顺丰洋行的资料不是来源于原始的《海关贸易报告册》,而是来源于魏尔特于1908年出版的二手著作。关键在于魏氏的著作并未注明其资料来源。

  尤其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传统说法中所牵涉的关键人物李维诺夫究竟何许人?他何时到达汉口地区?他又如何在汉口地区建立了最早的俄国顺丰洋行?迄今我们对此均一无所知。目前,我们能够了解到的相关资料只有两种:一是李维诺夫在武汉留下了一栋别墅。据专家推测,别墅建于1902年。1930年,李维诺夫家族离开汉口,该别墅遗留至今。(26)记述此事的均为通俗性文字,自然无任何资料出处,亦无任何考证。二是《俄国皇太子东游记》中的记述。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Никола й Ⅱ Алексàндрович,1868-1918)畅游汉口。随行的乌赫托姆斯基(Ухтомский,Э.Э.)亲王以日志的形式逐日记述经历,于1893、1895、1897年先后编辑出版了三卷本《俄国皇太子东游记》。其中对皇太子在汉口与俄国侨民接触的细节描写十分详细,有两处地方提到了李维诺夫。

  一处是4月6日,皇太子在阜昌洋行经理莫尔恰诺夫(Молчанов Н.)家宴结束后,就去参观新泰洋行(Токмаков,Молотков и Ко)举办的“中国产品展览”。这个“中国产品展览”是新泰洋行的代表李维诺夫所倡议组织的。展览场地是新泰洋行存贮白毫茶的货栈。展览的中国产品主要有:布料(丝绒和丝绸等)、银器、瓷器、木制品、手动织布机模型、茶(花茶、黄茶、绿茶、红茶、白毫茶、砖茶等等)。皇太子仔细观看了展览,赞不绝口,甚至买了一些喜欢的展品,还品尝了浓茶。逻辑上,此时展览的具体组织者李维诺夫应该陪伴在场,但乌赫托姆斯基对他未置一词。

  另一处是4月9日,皇太子离开汉口前,又专程去新泰洋行参观了其砖茶厂。新泰洋行为何要邀请皇太子前往参观?因为新泰洋行正逢成立二十五周年志庆(由此可以推算新泰洋行应于1866年设立)。为此,新泰洋行还以皇太子的名义捐献了一万卢布作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满-汉-蒙语教研室的奖学金。典礼后,皇太子参观了新泰洋行,购买了新泰洋行的茶叶,并与代表斯塔尔采夫(Старцев А.Д.,天津商人)、马雷金(Малыгин А.П.,色楞钦斯克商人)及纳雷姆(Нарым)的一等商人李维诺夫亲切交谈。(27)具体谈了什么,乌赫托姆斯基没有记述。午后,皇太子即乘船离开。

  由上述记载可知,1891年时,李维诺夫作为俄罗斯托木斯克州纳雷姆的一等商人(28),确实是当时汉口俄国侨民中的一员,并且参与了接待皇太子事宜,但皇太子以及随行的乌赫托姆斯基亲王等扈从亲贵没有特别关注李维诺夫。李维诺夫不过是一个显眼的群众演员罢了。而且,李维诺夫不是以所谓“顺丰洋行”的代表,而是以“新泰洋行”的代表参与接待俄国皇太子。李维诺夫如果是汉口俄国“顺丰洋行”的创立者,那为何要以“新泰洋行”的代表身份出现?

  除此之外,我们找不到其他任何李维诺夫的相关文献记载。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李维诺夫于1863年在汉口地区创立了最早的俄国顺丰洋行的说法。既然李维诺夫的身份不明,经历不详,那么,究竟是哪位俄国茶商最早在汉口地区创立了哪个俄国洋行?

  我们在梳理有关中俄茶叶贸易史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份很重要的实地考察资料,即1869年俄国驻华公使馆翻译波波夫(Попов А.Ф.)(29)畅游汉口后所写的《汉口及俄国茶厂游记》。根据波波夫的这份实地考察报告,恰克图俄商确实于1860年派代表伊万诺夫(Иван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1832-1882)到达汉口。伊万诺夫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一直在西伯利亚经营中俄茶叶贸易。1860年他作为恰克图俄国商会(由恰克图各俄国茶商组成的商会)的代表被派到汉口,主要任务是搜集汉口贸易情报,包括汉口华商的团体,商品种类、成色、价格等商务情报。(30)1861年11月15日,伊万诺夫就曾向恰克图报告:“汉口是一个具有相当大规模的商业城市,超过天津一倍,其各方面都很富裕。其出口货物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茶叶,包括白毫茶、砖茶及其他各类茶叶”。“这里的城市贸易十分红火,在很多中国店铺里,我看到了我们的呢子,包括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巴布金(Бабкин)、科托夫(Котов)和雷布尼科夫(Рыбников)等工厂制造的呢子”。(31)后来伊万诺夫摇身一变,成为俄国驻汉口的首任副领事、商务参赞。毫无疑问,他是俄商深入汉口的先锋人物,“他在短期内即将俄国的汉口贸易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回到俄国后,伊万诺夫与妻子伊丽莎白(Елизавета М.1837-1882)合写了《中国》一书。(32)伊丽莎白还于1873年出版了游记《从莫斯科到汉口》。(33)由此可见,俄商应该是1860年深入汉口的。后来游览汉口的波波夫也记载,俄商是19世纪六十年代初汉口开埠时进入汉口的。(34)同时,根据中俄海关史料链条中缺乏1861、1862年汉口地区输俄茶叶数据的情况亦可断定:俄商在汉口地区正式开展贸易的时间是1863年。自1863年开始,中俄海关开始有汉口砖茶输俄的数据。(35)

  根据波波夫的记述,1860年,恰克图俄国商会派遣伊万诺夫等人作为代表到汉口考察,搜集商务情报。两年后,恰克图俄国商会撤销了伊万诺夫的代表资格,恰克图俄国商会的各公司开始单独派遣商务代表前往汉口。1863年,伊万诺夫、奥库洛夫(Окулов)和托克马科夫(Токмаков)等三位先行者在汉口联合成立了第一个独立运营的商贸公司——“Иванова,Окулова,Токмакова и К°”。从公司的名称可以看出,伊万诺夫是主要组织者。1865年,该公司分裂成两家新公司,一家为“Иванова,Оборина и К°”,另一家为“Окулова,Токмакова и К°”。他们都活跃于汉口、天津、恰克图、昆古尔、喀山、莫斯科及其他中俄茶叶之路上的城市。1869年,汉口地区又增加了一家俄国洋行“Хаминова,Родинова и К°”。这三家公司共计12名俄国人,其中有一个家庭。加上一些临时到汉口办事的俄国商人,此时居住在汉口的俄国侨民达28名。其中大多数人懂英语,至于那些居住在产茶区中国人集聚地的俄国人几乎都懂点汉语。当时,波波夫还发现,在管理产茶区加工砖茶的俄国人中有一名在莫斯科长大的英国人后裔瓦特索夫(Ватсов),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和英语,但他从没有去过英国。此外,“Иванова,Оборина и К°”公司还拥有一个印刷厂,经常编辑发行有关贸易的信息。(36)

  波波夫此行属于实地考察,且考察的时间为1869年,属于当下考察,他的记述应该是十分可靠的。

  无独有偶,另一位著名的中俄茶叶贸易商——“百(柏)昌洋行”(Братья К.и С.Поповы)创立者、曾任俄国驻汉口商务参赞的波波夫(К.А.Попов)亦于1870年发表了著作《论茶叶及俄国人在中国的制茶》。其中明确记述:“1863年,伊万诺夫、奥库洛夫和托克马科夫三人在湖北崇阳租赁了制茶厂。当时的条件为,费用全部自掏腰包,具体事项全部委托恰克图商界北京办事处的一位教师管理(在北京办事处,由恰克图商界资助培养了5名年轻人,目的是研究汉语)。茶厂的主人则完全做甩手掌柜,不仅不管原料收购,也不管茶叶的加工和发货,这些事均由工厂的包租户完成。首次制茶实验不算成功,但第二年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部分制茶者均断定:自己制作的茶绝对有利可图。1865年前,俄国人只能制作砖茶,因为制作白毫茶的实验一直没有成功。但是1865年后,我们克服了制茶的瓶颈,自此以降,俄国人自己生产的白毫茶遂一年一年改善和发展”。(37)波波夫于1862年到达汉口,其代理人奥库洛夫即汉口地区最早俄国洋行(Иванова,Окулова,Токмакова и К°)的创立者之一。所以,他的记述在资料意义上是可信的。

  由此基本可以断定:1863年在湖北崇阳租赁并经营制茶厂的是伊万诺夫、奥库洛夫和托克马科夫三人,而不是李维诺夫。他们创立的“Иванова,Окулова,Токмакова и К°”才是俄商在汉口地区创立的最早的俄国洋行(茶厂)。

  上述事实,实际上亦为部分俄国学者所认同。苏联知名中俄关系史专家色切夫斯基(Сычевский Е.П.)就写道:“1860年,恰克图商人自担风险向上海派遣了四位商务代办,以便通过他们获得‘有关日本、中国南部商埠的相关情况’。考察十分成功,其中一位商务代办即商人伊万诺夫(Иванов Н.А.)甚至在汉口建立了加工茶叶原料的企业”,这个企业名称就叫“Иванова,Окулова,Токмакова и К°”。(38)色切夫斯基虽然没有写明这个“加工茶叶原料的企业”具体何时建立,但明确指出建立者是伊万诺夫等三人。2014年以后,圣彼得堡大学的中俄关系史专家萨姆伊诺夫亦因此改变旧说。(39)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晚清时期俄国茶商在汉口地区创立的洋行未必都拥有自己的制茶厂。洋行与制茶厂完全是两码事。有些洋行如新泰、阜昌等有自己的制茶厂,大多数洋行却没有自己的制茶厂。我们在统计有关数据的时候,要注意分别。至于晚清时期,俄国茶商究竟在中国创立了多少家洋行,多少家制茶厂,中俄学界历来没有定说。

  三、晚清俄商在湖北遭遇的法律纠纷

  深入湖北等产茶区经营茶叶贸易的俄商,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雇佣华商作为买办中介,而是直接与茶农交易。(40)因此,俄商在深入湖北崇阳、羊楼洞等地制茶买茶运茶的过程中,少不了与当地民众及劫匪频繁发生法律纠纷案件。这些案件均属于中俄官方交涉之地方层面的交涉,既反映了中俄不平等条约体制赋予列强诸如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权益的实践情形,也反映了当时中俄两国关系格局的现状及变化。

  案件之一:俄商阜通洋行被劫案。(41)同治四年三月二十日,阜通洋行商人车比那乎前往崇阳办茶。四月十日,当地军人到茶庄杀害办事人数人,抢走财物银两。此案于八月二十六日由俄国驻华公使、汉口领事照会湖广总督官文转敕江汉关监督王文韶,要求官府:1.惩办凶手;2.官赔俄商损失财物。但是,此案较为复杂:一是俄商没有按照条约领取单照前往地方办茶;二是作案人原本为官勇,但已于四月六日叛逃为匪,很难缉拿归案;三是俄商前后申报损失银两数目不一。刚开始,申报损失数目为银五百余两+钱三百串+俄商赔给帮贸人银六七十两合计仅银几百两,但后来再申报时损失增加到两千五百两(丢银六百零四两三钱+制钱合银三百零四钱九分+沿途失钱合银十七两零三钱一分+一袋茶庄常用品包括纸张等物资合银五百两+茶箱修理费银三十五两六钱+借给团局雇勇银四十两+团局武器制作费银九两八钱六分+造枪竹竿合银五钱二分+城内巡防兵费合银三两六钱+被抓茶工的补偿合银二十一两六钱+被杀茶工二人抚恤金合银九两六钱+茶工百余人避盗费用合银一百二十二两八钱五分+运银号寄存脚费合银七两二钱+茶庄司事五人失物合银三百九十三两+一人避贼铜山花费银三十两+一人花费银七十两——具体条目到同治六年又有变化(42)),前后申报损失数据差距甚大。对此,以江汉关监督(同治四年为郑兰、同治五年为王文韶、同治六年为钟谦钧)为首的一班地方官僚包括崇阳县令高佐廷、岛口总卡委员湖南候补知府但湘良、候补知县管贻葵等没有屈服于俄国人的压力,严肃审理,终于将事实彻底查清,最终提出了比较公平的判决。此案审理中,俄国驻华公使倭良嘎喱、汉口领事别列、代领事义云那,总理衙门大臣、上海通商大臣李鸿章(后为曾国藩)、湖广总督官文(后为李翰章、郭柏荫)等中俄大员均先后牵涉其中。

  案件之二:俄商顺丰洋行银钱被劫案。(43)据俄国公使照会,同治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俄商顺丰洋行售卖喀喇,得银号汇票共一万七千两。洋行管事陈步祥携票潜逃,要求:1.追缴损失银两;2.严惩潜逃者。在俄国驻华公使和总理衙门的压力下,湖广总督李翰章严令江汉关监督彻查。然调查的结果与俄商申报的案件原委完全不符:洋行管事陈步祥逃匿是实,但却未诓骗侵吞洋行银票。所谓一万七千两银票其实就是管事陈步祥历年经营不善所形成的亏空。俄商试图借助官府让陈步祥弥补亏空,故捏造事实报案。虽然俄商报案不实,但陈步祥经营不善给洋行造成的亏空却是事实。因此,江汉关监督办案的原则是让陈步祥量力弥补亏空。此案自同治九年发生,迄同治十一年结案。案件本身十分简单,但同样牵扯甚广。俄国驻华公使、总理衙门、湖广总督(李翰章及翁同爵)等中俄大员均牵涉其中。

  案件之三:俄商阜昌洋行花香茶掉包案。(44)俄国汉口领事宝诺福照会: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四日,阜昌洋行在湖南晋坑、平江等处买来花香茶末六百八十七包,至新店由张家嘴饶道生行取驳承运车一百八十包,至庄开视,内有掉换草一十八包;随饬车夫推来四十包内,又有掉换茶末七包。江汉关监督令蒲圻县暨羊楼洞弹压员速将饶道生行主等一干相关人员押解至汉口,会同俄国领事当堂讯明究追,照例重办。案情:验收员饶名治与其妻弟朱日雍、装运工任家换伙同掉包。判决:饶名治赔偿原赃一千九百四十二觔,行主饶名兰则赔偿所欠茶末二百九十八斤,案犯均羁押。

  案件之四:俄商阜昌洋行花香茶调换案。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俄国汉口领事宝诺福照会:阜昌所购花香茶在江西义寗州马坳地方雷和新栈交车夫葛正发、葛正望、葛正初、彭福初、葛贵兴、何运成等运输,至崇阳县属沙坪余广庆船行交卸。路经沙坪前三里之田家嘴,有当地混混黄老忠、吴卓其等,预备草末,诱同车夫葛正发等将花香茶三十一包尽数掉换,然后潜逃。接到江汉关监督的敕令,义寗州发布通缉令,缉拿罪犯,无果。

  案件之五:俄商阜昌洋行花香茶盗卖案。光绪五年七月初一日,俄国汉口领事宝诺福照会:阜昌茶商在义寗州买办花香茶末一百包,由查元海行交船户黄厚典运输,至马市地方卸交雷和新栈验收。但船户黄厚典在中途盗卖花香茶二十六包,试图用树叶末抵数。在交接时,为雷和新栈查知,遂将黄厚典扭送捕衙管押,一面禀请义寗州究追。但州府无动静。

  案件之六:俄商顺丰洋行花香茶掉包案。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俄国汉口领事李仕良照会:顺丰商人在义寗州采办花香茶,行伙徐震道雇陈广发、陈祥发、郑长寿等船只装运,赴吴城徐作周船行交卸。旋经徐作周验出花香茶被草末掉换,共计八十四包。遂将陈广发、陈祥发扭送吴城地方官究追,但郑长寿潜逃无踪,照请饬拏究办。(45)

  案件之七:俄商采办茶树苗案。因为茶叶价格上涨,从19世纪中叶开始,俄罗斯一直在考虑试种茶树。1847年,俄国高加索总督乌热特佐夫下令在黑海港口城市赫尔辛松的植物园里试种茶树,但归失败。乌热特佐夫的茶树试种是在第十一届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医生基里洛夫(Кирилов П.Е.1801-1864)的帮助下进行的。基里洛夫曾专门研究中国的茶叶及栽培经验,并致力将中国茶树引种俄国。(46)1884年,茶商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走12000株茶苗,以及茶籽,在巴统附近建立了一个小茶园。1888年,茶商波波夫也开始引种茶树。他于1893年,在浙江采购了数百普特茶籽和数万株茶树苗并聘请刘峻周等10名技师,至巴统开辟茶园。从此,俄罗斯有了自己的种茶业。但是,俄商在采购茶树的过程中,一度遭到茶民的阻碍,发生了系列相关案件。如光绪十九年(1893年),俄商百昌洋商达尼洛夫持照赴通山之羊楼洞、临湘之聂家市采办茶树运走汉口,遭到乡民的阻止,并勒索重金。聂家市乡民将茶树二百余箱全部毁坏,抛弃河中。案发后,俄商状告至湖广总督衙门。总督张之洞认为,俄商采办茶树,持有单照,采办茶树亦为总理衙门批准,属于合法行为。于是,八月初九(9月18日)张之洞派湖北候补道李谦往临湘严厉查究。10月9日,案情大白:达尼洛夫采办茶树并未出示单照,茶民害怕生计被抢,所以毁坏茶树。最后判决乡民赔偿俄国茶商损失合银钱四百八十余串,最终由该处乡绅赔银三百一十四两完结。(47)

  立足于上述基本案例,同时考虑到文章的篇幅限制,我们仅仅抽出一些重要问题做些简要分析。

  第一,所有这些案件都属于地方层面的中外交涉。我们认为中外交涉是有层次之分的。官方交涉可以分为国家层面的交涉和地方层面的交涉。国家层面的交涉主要是建构和完善条约体制,为国家之间的关系确立法律基础。至于地方层面的交涉,则完全是在条约体制之下所进行的交涉,主要功能就是实践条约体制为国际法主体所规定的权益及义务。比如治外法权,在条约规定生效后如果得不到实践,就等于一纸空文。而列强要落实自己所获得的权益,就必须要通过地方层面的交涉。在近代中外关系中,国家层面的交涉可以看作是骨架,地方层面的交涉就是血肉。只有将地方层面的交涉与国家层面的交涉结合起来,近代中外关系史才是有生命的。(48)因此,地方层面的交涉既有矛盾的发展方向,也有谅解的发展倾向。如果是“矛盾的发展方向”,那地方层面的交涉完全有可能上升至国家层面的交涉,那就是国家之争了;如果是“谅解的发展倾向”,那么,就事论事,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涉外法律纠纷,协商结案即可。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同治年间湖北俄国茶商所涉及的法律纠纷案件几乎全部都获得了谅解的结果,中俄双方都没有扩张矛盾。但是,有些案件由于遭逢时机的特殊,也有上升到国家层面交涉的可能。如上述“俄商顺丰洋行银钱被劫案”在处理中就遇到比较棘手的“时机”因素——伊犁危机。1871年,俄国趁中国***动乱之际,派兵“代为”占领伊犁。清政府随即派伊犁将军荣全交涉,无果。1872年,中俄伊犁交涉遂移至北京,由恭亲王主持继续谈判,交涉隐晦不明。此时,清政府小心谨慎,自然不想因地方司法纠纷的小事而刺激俄方,以致影响伊犁危机这等国家大事的顺利解决。因此,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致函湖广总督,碍于时机敏感,劝诫尽快结案:“刻下西疆多事,俄国代收伊犁一节,办理尚无头绪,未便于此等小事,又令得所借口。特再函达台端,敕该道迅将此案妥速办理,免生枝节”。(49)曾国藩的话表达了当时清廷高层官僚对“时机”与案件关系的一种认识。除了“时机”因素的作用不确定外,这类华洋案件本身所牵涉的关系面亦较为深广。详审上述案例可知,所牵涉的人际关系比较敏感:层次较高,人物较广。横向看,主要有两个层次的关系,且一一对应。高层次关系上,俄国驻华公使(倭良嘎喱)对应清廷总理衙门大臣与地方督抚(湖广总督官文、李翰章、郭柏荫等)。遇有俄华案件,一般由俄国驻华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并转督抚,由督抚敕令地方基层官员审判处理。低层次关系上,俄国驻汉口领事(副领事或代领事,如巴阔夫、李仕良等)对应江汉关监督(先后涉及郑兰、王文韶、钟谦钧等)及所属县衙。遇有俄华案件,俄国汉口领事官即照会江汉关监督报案,并要求中外会审。纵向看,主要是两列关系:俄国驻华公使与俄国驻汉口领事;总理衙门并地方督抚与江汉关及相关县治。两列关系的顶端(俄国驻华公使、总理衙门并督抚)把握案件审理的原则问题及整体进度,基层(包括江汉关及所属县衙)则负责案件的具体侦查、提出结案意见。鉴于中国外交事务管理制度的混乱,处于案件正常人际关系之外的上海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等亦时或干预案件审理的进展。由此可见,华洋案件审理过程中,牵涉的关系面十分复杂、敏感,很容易出现各类问题。

  第二,诸案件所牵涉和依据的法律问题。上述案件当事人一方为俄商,一方为中国人,属于典型的华洋法律纠纷。在不平等条约体制下,这类案件的法律实践问题主要牵涉到两个方面:一是中俄不平等条约体制中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实践问题。类似中俄法律纠纷案件,在法律程序上主要依据的是中俄不平等条约体制中有关“领事裁判权”的相关规定。据笔者的看法,中俄不平等条约体制的建构始于1851年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其中第二、七、九、十三各款中均涉及俄国在华片面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如果在华发生中俄法律纠纷,除了俄国人只接受俄国法律审判外,还要在程序上实施中俄会审,而且这种会审主要针对的是法律纠纷中的华人。在列举的案件中,几乎所有的俄方当事人,无论是“俄商阜通洋行被劫案”中的车比那乎,还是“俄商顺丰洋行银钱被劫案”中的俄国洋行“东主”,均未到堂。而审判中国人时,一般都由江汉关监督“函知”俄国汉口领事,定期进行中俄会审。如果不经历这些案件审理,俄国人所获得的领事裁判权就形同虚文。正是在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中,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体制所获得的领事裁判权得到了有效的实践。二是在审判过程中实际应用的法律问题。考察列举的案件可知,审判过程中基本上适用的都是中国国内法。在审理“俄商阜通洋行被劫案”中国当事人过程中,江汉关监督与俄国领事就“赔偿”问题反复商议,江汉关监督指出:“惟查俄国续增条款第八条内载:若有杀人抢夺等案,系中国人犯者,俱听中国按律治罪”。(50)由此也折射出一个问题:即不平等条约体制中,中国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国际法主体。在中国境内,尽管外国人遭遇法律纠纷时允许适用外国法律,但中国当事人无论发生何种法律纠纷,适用的还是中国法律。遇到诸如“俄商顺丰洋行银钱被劫案”没有适用的相关法律时,一般采取比附案例的办法处理。(51)

  第三,案件审理过程中地方官员的有限抗争。在不平等条约体制的作用下,毫无疑问,整个中国近代外交趋于弱势。因此,在处理地方层面的华洋法律纠纷过程中,中国执法机关一般要“依法”承受法律权益的被侵夺,完全处于弱势地位。但是,仔细审视前述案例,我们发现,中国地方官员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在整体上妥协的背景下,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有限抗争。具体表现为:一是排除俄国领事的阻力,坚持查清事实真相。整体上来说,俄国领事在报案时经常存在违反事实真相甚至捏造事实的问题。对此,中国地方执法官员坚决顶住压力,全力调查事实真相。前述“俄商顺丰洋行银钱被劫案”中,俄国领事就捏造事实,将洋行管事因历年亏空银两潜匿说成是携银票潜逃。经过江汉关监督的仔细查证,还原事实真相,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当事人的利益。二是拒绝俄商不合情理的赔偿要求。在“俄商阜通洋行被劫案”中,真正被变“勇”劫走的银两仅仅八百余两,其余申报的一千七百余两均与劫案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江汉关监督毫不妥协,最终拒绝让中国当事人支付这些不合理的赔偿。尤其当俄国领事要求中国官府赔偿俄商经济损失时,这些地方官更是严词拒绝,并声明:中国官府没有赔偿俄商法律纠纷中经济损失的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权益。就性质而论,地方层面交涉中中国官员的这种有限抗争行为不但起到了维护中国主权的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列强实践不平等条约体制所获权益的强度。

  四、简短的结论

  历史上,俄国人“将对外贸易视为国家活动的一种形式”(52),外贸被看作国家政治的一部分。因此,对华贸易一直是俄国对华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此,俄国政府不遗余力,努力建构近代中俄条约体制,并将这种条约体制与整个中外条约体制联系在一块,试图将中俄商务边界扩展到中国全境。直到19世纪中叶,伴随着中外尤其是中俄条约体制建构的日趋完善,俄国才得偿所愿。俄国将自己的商务边界顺利扩展到中国全境,所依靠的不是战术制胜,而是战略制胜。俄国对华政策是一个长期坚持不断完善的过程。在长达三个世纪的中俄贸易中,基于特定的背景,茶叶最终脱颖而出,发展成中俄贸易的核心商品。太平天国起事后,汉口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国际转运港。因此,俄商最早深入的也即是华中汉口茶叶港。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俄商最早于1860年进入汉口地区,恰克图俄商伊万诺夫、奥库洛夫和托克马科夫等三人于1863年在汉口产茶区创立了最早的俄国洋行(茶厂)。此后,其他俄国茶商紧密跟进,采用先进的蒸汽动力制茶,终于形成了湖北工业近代化的一道出色风景。这是近代中俄茶叶贸易史研究中需要弄清楚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同时,在晚清中外不平等条约体制下,那些深入华中产茶区直接购茶制茶售茶的俄商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民众或劫匪发生各种法律纠纷,而处理这些纠纷的地方层面的交涉亦成为当时中俄关系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这类地方层面的交涉,俄商得以实践不平等条约体制赋予他们的种种权益,中国政府亦借机表达对列强高压的有限抗争。如何总结历史上中俄地方层面的交涉经验,为当前中俄正在开展的区域性合作提供参考,无疑是我们历史研究的良心所在。

  注释:

  ①三个俄国官方使团为:俄国政府派遣了1656年的巴伊科夫(Ф.И.Бойков)使团、1675年的斯帕法里使团(Н.Г.Спафарий);尼布楚督军则派遣了1670年的米洛瓦诺夫(В.Милованов)使团。这三个使团虽未完成外交使命,但都有贸易的行为。三个官方商队为:1653-1655年的亚雷日金(П.Ярыжкин)和阿勃林(С.Аблин)商队、1658年的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勃林商队、1668年的阿勃林商队。这些人名义上是“专使”,却打着外交的幌子行贸易之实。[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1-29、33-39、41-42页。

  ②(17)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9年,第2,97、155页。

  ③陈侠君:《筹鄂龟鉴》卷2,上海:上海赐书堂,光绪二十二年,第274-275页。

  ④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料》,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第51页。

  ⑤[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29,沈云龙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2辑第17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第754页。

  ⑥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Ⅷв.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3,1727-1729.М,2006.с.189.俄文版《恰克图界约》于该内容之后未明确“概不征税”。

  ⑦Там же,с.247.

  ⑧承呼伦贝尔学院俄语系陈昭明老师提供资料,表示感谢。

  ⑨Единархова Н.Е.Кяхта и Кяхтин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40-60 гг.ⅩⅨ в.),Иркутск,2015г.с.121.

  ⑩Сычевский Е.П.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30-60-х годах ⅩⅠⅩ века:Автореф.дисс…канд.ист.наук.Л.1953г.с.121.

  (11)(48)陈开科:《俄总领事与清津海关道——从刻本史料看同治年间地方层面的中俄交涉》,《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12)Мартенс Ф.,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Историк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СПБ,1873г.,с.50; 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 Н.В.,Юрисдикция русских консулов в заподном Китае и судеб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Чугучакского консульства,ЖМЮ,СПБ,1898г.,Ⅲ,с.30; 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278页;郦永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再研究》,《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3)АВПРИ,ф.СПБ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7,оп.6,1805г.,д.№ 1-a,п.28,л.178-179,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и Мясников В.С.,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Ⅸ веке,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1803-1807,Т.1,М.,1995г.,с.405-406;延丰:《奏为俄罗斯夷船来广贸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会编:《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第7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613-3617页。另参见陈开科:《嘉庆十年——失败的俄国使团与失败的中国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84-310页。

  (14)(30)(35)Скальковский К.А.,Рус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в Тихом океа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ус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имореходства в Примо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Корее,Китае,Японии и Калифорнии,СПб.,1883,c.320、199、271.

  (15)Единархова Н.Е.Кяхта и Кяхтин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40-60 гг.ⅩⅨ в.),Иркутск,2015г.с.130.

  (1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689-1916 годы: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М.,1958г.с.31.

  (18)(23)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4页。

  (19)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07页。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内部资料)第一辑,1984年,第26-27页。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只言及建立年代,未言及建立者);严明清主编:《洞茶与中俄茶叶之路》(一),武汉:长江出版传媒·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20)[苏]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宿丰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14页。

  (21)Лукин А.В.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четыре век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История,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2013г.c.87.

  (22)Курто О.Русский мир в Китае.М.2013г.с.138.

  (24)Arnold Wright,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Shanghai,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1908,p.716.

  (25)《海关贸易报告册》(Reports on Trade at the Ports in China Open by Treaty to Foreign Trade,for the Year 1865,p.37-40;吴松弟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第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 1869,p.17-22;吴松弟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第2册。

  (26)《俄商李维诺夫别墅——俄国人的黄金之梦》,《今日湖北》2004年第1期;张小泉、刘红霞:《茶路之源:汉口李维诺夫别墅》,《武汉建设》2012年第2期。

  (27)伍宇星编译:《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55、265页。在“译者注”中,译者将“新泰洋行(Токмаков,Молотков и К°)”误作“顺丰洋行”(С.В.Литвинов и К°)。

  (28)纳雷姆(Нарым)有许多富商的历史遗迹,但没有关于李维诺夫的任何历史记述,亦无任何相关历史遗迹留存。有人曾经写信就此事向托木斯克州立公共图书馆请求帮助,该馆回复没有发现任何相关资料。http://kraeved.lib.tomsk.ru/page/885/?nom=539.

  (29)波波夫(Попов А.Ф.1828-1870),俄国知名作家、政论家、教育家和旅行家。毕业于圣彼得堡神学院,1856年获神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俄国外交部工作。1858年作为第十四届俄罗斯布道团学员来到北京,主要关注和研究中国的财政税收及中俄贸易问题,同时兼任布道团翻译及清廷理藩院俄文教习。1861-1862年曾在《阿穆尔》和《恰克图报》撰写发表有关中俄贸易的文章;1863-1864年曾撰写有关中国人日常生活及道德的文章,发表于《圣彼得堡公报》。1865年曾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报》上发表《中国人有关临幸热河行宫的故事》。1871年,波波夫去世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统计部论丛》上发表其遗稿《汉口及其俄国茶厂游记》。另据记载,波波夫还曾任俄国驻华公使伊格纳提耶夫(Игиатьев Н.)的翻译。1869年,他陪送俄国驻华公使倭良嘎喱(Влангали А.Г.)经上海回国,波波夫借此机会自上海至汉口游览。

  (31)Кяхтинский краеведческий музей им.В.А.обручева.Архив И.В.Богашева.Материалы о Китае.

  (32)Рус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СПБ,Т.8,1897г.с.30.

  (33)Иванова Е.М.От Москвы до Ханькоу:Извлеч.из письма рус.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цы.М.,1873.70с.

  (34)(36)Попов А.Ф.Путевые заметки о Хань-коу и русских чайных фабриках.Записки Имп.Рус.Геогр.Общ.по отделению Статистики,1871,т.Ⅱ.с.292-293.

  (37)Попов К.А.О чае и его приготовлении русскими в Китае.M.1870 г.https://www.tea-terra.ru/2015/08/14/22353/.

  (38)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1871г.Кн.2,с.753.Сычевский Е.П.Динамика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в конце 50-60-х годов ⅩⅨ века,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Историко-филолог.Фак.,Т.8,Благовещенск,1957г.c.61,63.

  (39)Самойлов Н.А.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Ⅶ-начале ⅩⅩ в.:тенденци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взаимовлияния.СПБ,2014г.с.133.

  (4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馆藏号01-16-045-01-009,第1页。

  (4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馆藏号01-16-045-01-001-027。

  (4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馆藏号01-16-045-01-013。

  (4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馆藏号01-16-045-02-001-011。

  (4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馆藏号01-16-046-07-001。

  (4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馆藏号01-16-119-02-003。

  (46)Кирилов П.Е.Опыт воспитания чайного кустарника.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1853г.,7 Сентября; Кирилов П.Е.Вторая страница о чайных плодах,СМ: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1854г.12 августа.

  (47)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2、374页。

  (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馆藏号01-16-045-02-003。

  (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馆藏号01-16-045-01-20,第2页。

  (5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馆藏号01-16-045-02-010,第9页。

  (52)[苏]С·Б·奥孔:《俄美公司》,俞启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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