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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茶农,信阳“茶三代”的出路与乡愁

2019-02-11 14:17 作者:王瑞文 点击:135
出处:新京报 文字大小:【大】【中】【小】

 

  2月2日,信阳茶农杨少富一家(女儿杨嫚正在返乡途中)。

  入冬,车云山村家家户户门前,都堆着一米多长的柴火垛。村子在半山腰处,温度比山下低。这些劈柴都是年前就准备好的,待到谷雨时,用来烧锅炒茶。

  锅里正炒着的茶,不断散发出青草和板栗的香气,这是信阳人最熟悉的味道。喝上口热茶,也是信阳人的待客礼节。不管身在何方,路途多远,一回家就能听到,“坐着歇歇,喝杯茶吧”。

  信阳被称作北国江南,车云山位于鄂豫交界的桐柏山区,是传统的“信阳毛尖”核心产区。杨嫚的父亲杨少富,靠着茶园,养活了一家五口人。

  炒茶制茶,挣的是辛苦钱。到杨嫚和弟弟杨柳这一代,传承成了最大的问题。杨柳曾经多次说,自己“不想当茶农,没什么意思”,因为“做茶太累了”。

  冬去春来,更多的车云山茶农,依然在坚守。

  绵延千年的风俗画

  对信阳人来说,茶,就是一张名片。

  在北京工作,春节返乡前,总有同事不忘提醒:回家带点特产啊,来点毛尖大家尝尝。

  可是信阳毛尖,来得永远不急不慢。好茶要在年后一两个月,待到谷雨时节,茶树熬过一个寒冬后,才肯吐出嫩芽来。

  这是茶叶在和倒春寒较劲。

  鄂豫交界的桐柏山区,山高林密,是茶叶生长的好地方。早春时节,山上还很冷,采茶工得穿着棉袄上山。用指甲轻轻掐着嫩尖,一天采不了几斤。

  这是与时间的赛跑。等到天气一旦回暖,茶叶便开始“疯长”起来,“那采茶就像打仗一样了。”杨少富说。

  采完茶仅仅是第一步,制茶,更是一种抢时间的劳动。屋子里支上大锅,便搭建起一个制茶“车间”。茶农系上围裙,套上护袖,便开始劳作。

  每当这个时候,杨少富一家,就像炒茶房那两口大灶里的柴火一样,火不灭,人不休。

  茶叶采摘回来后,铺晾在一旁,鲜叶按不同品种用竹编筛子进行分级,剔出碎叶及其他异物,分别盛放。

  简单挑选出不合格的叶子后,茶叶被撒在筛茶机的网面上,网格状的小洞,把全尖的茶叶筛拣出来,剩下的换张孔稍大的网面,再次筛拣。最先被筛出来的是全尖,接着是一芽一叶,最后是两边都有片叶子的茶叶,俗称“左拥右抱”。

  鲜叶筛拣后被分成品级,全尖的最优,一芽一叶为上品,一芽两叶的为优品。

  炒茶的工具很简单,一个茶把、两口热锅就成。茶把由竹条制成,样子很像一把长扫帚,底部修剪齐整,围成一个向外散开的圆柱形。

  灶炉连在外面,柴火有烟,茶叶熏不得。

  炒起来的茶叶被送入第二口锅,颜色已成褐绿,锅边还堆积着柳絮般的小茸毛。

  杨少富抓着一把茶叶往锅里横扫,这时候的炒茶人,就像是机器,要是一走神,茶就毁了,干到昼夜不分时,全凭着茶叶那股香气提着神。

  最后一步完成时,板栗香就充盈着屋子。

  炒茶往往从半夜开始,一直到鸡鸣时分。一炒起茶叶,手就像屋里吊顶上的风扇叶,转个不停。

  车云山村退休的老村主任周家军说,有次自己炒茶叶时累得睡着,手上的动作停了,手不知不觉滑进热锅里,又硬生生被烫醒过来。到吃饭的时候,周家军的手剧烈抖动,连饭碗都端不住。

  雇工,便是大多数茶农的选择。从户籍上说,村子里的常住人口有606人,但每到采茶制茶时节,随着采茶工的涌入,村里一下能容下将近3000人。

  每年的这个时节,冒着热气的大锅,穿着红棉袄的茶工,穿梭在绿色的梯田间,几乎成为车云山一景。

  这是一幅绵延千年的风俗画。早在唐代,陆羽的《茶经》和李肇的《国史补》中,便把义阳茶列为名茶。义阳,正是信阳的“曾用名”。

  1910年,信阳秀才甘以敬通过种茶实业救国,在车云山创建宏济茶社,原本联系松散的茶农们就这样聚在一起。时光流转到1915年,“信阳毛尖”经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评判,获颁“世界茶叶金质奖状与奖章”,就此走出国门。

  昨日的荣光,就像村子里那棵千年银杏树,肆无忌惮地长着枝条,接受着来往人们的仰视。

  “采茶女”的消亡

  山区茶农的日子,就像是一杯茶,白水在炉子上烧至滚开,只有当茶叶在杯底舒展,才有了滋味。

  杨少富家,是由两层自建房组成的农家小院。家里雇来的16个采茶工,都住在二楼的两间屋子里,大通铺,横着睡成一排。

  东方欲晓,采茶工便开始穿衣、下楼。吃完早饭,十几个人排着队上山。

  采茶的工具很简单,一顶草帽,一个竹篓。茶叶娇嫩,只能用手指尖去摘,即便是戴着手套,也要把5个指头露出来。

  茶山上都是梯田,采茶工分成数排,顺着一个方向,揪下一片叶子,轻轻攥在手里。等到叶片逐渐舒展开,手掌心包不住,就顺势一把扔进茶篓里。

  这是一份需要耐心的活计。能够称为“信阳毛尖”的茶叶,只有茶树枝头上的三片叶子。杨少富家22亩的茶园,一天只能采出三四斤鲜叶,经过炒制、烘焙去除水分后,成品不到两斤。

  采茶工大多是留守农村的中年妇女,相约着来到信阳,一个采茶季下来,能挣四五千元。这在农村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因此,不独吸引信阳周边的农民,很多人甚至从驻马店和南阳赶来,逐茶山而来,随春去而去。

  她们是茶山的过客。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茶农来说,茶叶既是收入来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杨少富最近有些发愁,“采茶工的工钱越来越高,人也招不齐了。”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周家军,他坐在来年烘焙茶叶用的橡树炭堆前,掰着手指头,“去年准备招60个采茶工,但是最后只招来了40人,而且都是上了年纪的。”

  这和30年前形成强烈对比。周家军做了16年的村主任,如今依然操持着家里的产茶大事。他说,30年前,招来的采茶工,都是16至20岁的小姑娘,真正的“茶花女”。那时的工钱,是一元一天,而茶叶的市场价格是每斤7至10元。这样折下来,每斤茶叶的人工成本,只占售价的十分之一。

  时间走到2018年,小姑娘不愿意再做这样的辛苦营生。招来的采茶工,年龄都在40岁往上,工钱也涨到130到150元一天。茶叶的均价,在每斤400元,相比之下,人工成本陡然涨到三分之一。

  由于采茶工是短期工,采茶时在茶山上的梯田,为安全起见,茶农需要为采茶工购买保险,“一个人20元,再加上介绍采茶工人的信息费,人工成本越来越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桐柏山区,制茶从早年间的致富捷径,变成如今“挣的钱只够裹住嘴”。

  “有别的营生,就别回来种茶”

  桐柏山区茶农的当务之急,是手艺的传承问题。

  看似每年只在采茶季忙一个月,实际上,茶农们没有一天闲着的时候。平日里,维护茶园更费精力。

  车云山的茶,大部分只出春天这一季,到了夏天就要维护茶园。三伏天,人一出门汗都往下流。家人还在熟睡的时候,杨少富就戴着草帽,背着锄头,提着水壶,去茶山松土了。除了松土,茶树地面以上的枝干也要全部剪掉,否则第二年开春的时候,茶叶长出来就“没尖儿”了。

  周家军的儿女都在郑州开茶叶店,干的还是茶园的营生。如今,两个孙子一个10岁,一个6岁,当被问及是否会把炒茶的手艺传给孙子时,周家军说,“他们吃不了这个苦。”

  靠着家里的22亩茶园,杨少富养活了一家人。按照他的说法,制茶是一份操心的活计,虽说采茶不用亲自上手,但“种茶的时候担心受虫种不好,采摘期间担心招不到采茶工,采摘下来担心炒制跟不上,炒好茶了又担心卖”。

  卖不出去的毛尖,跟树叶子没什么两样。

  杨少富家的茶叶大都卖给老顾客。不过,为了补贴一家五口人的开销,杨少富平时还打些散工,“茶园现在能养活一家人,但是10年以后谁知道呢?”

  女儿杨嫚很争气,考上信阳最好的高中。当地人都说,考上了信高,那就是一只脚踏进了大学门口。从小到大,杨嫚从没听父母提起过,要把茶山传给谁、怎么管,她觉得,也许是父母从未想过,也许是想过也没有答案。

  儿子杨柳马上就要高考,杨少富总是教育他,“你在外面能有别的营生,就别回来种茶。”

  不做茶农,几乎是车云山“茶三代”们的愿望。

  杨少富一直想让女儿回家做个英语老师,但杨嫚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和成都工作,车云山已是一年难回一次的故乡。

  弟弟杨柳的态度更为坚决,他说自己“不想留在这儿当个茶农,没什么意思”,因为“做茶太累了,我想学好书法,当个老师”。

  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在影响着茶农的命运。茶,不再是年轻一代的首选饮品。村里一些人盖起5层小楼,准备转型做民宿和旅游。

  周家军说,自己打算和村里人一起,走电商的路,在“保证质量下,能把我们坚守的好产品卖出去。”

  对于茶农来说,品质就是最好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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